Joseph在科技業6年,6年前他進公司時還是一個工程師,不過現在已經是規模達60多人的研發主管。升的比別人快一點,除了他原本就有10年工作經驗為基礎以外,還有就是,他總是比別人用功一點,想的多一點,要求高一點,嚴謹一點,或者像其他工程師說的,多一點的「龜毛」!

在進科技業之前,Joseph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,那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,當時不會知道,不過現在回頭來看,發現人的第一份工作,工作環境是什麼樣的風格什麼氣氛,其實對自己長久的職涯來說,影響是非常深遠的。

那家公司做的是汽車零件,管理制度完善而且實施徹底,並且十分重視員工的教育訓練,凡事不馬虎,在這樣的工作氣氛薰陶下,Joseph吸取到很多做事的方法,但這些方法當時他並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,直到後來轉職到台商企業,才發現那段時間的磨鍊,實際上非常有價值。

6年前剛進台灣科技業時,Joseph一本原先的工作態度,加上他的童年時代家境清貧,力爭上游的志氣比一般人強一些,所以當時他進公司以後就開始仔細觀察別人,看到有值得學習的行為就倣效;那時的確有非常用功的R&D,每天早上6~7點就會到公司來讀技術文件,Joseph也就跟著做,把基礎資料先搜集完備,長期下來,他對工作上和工作相關的問題,的確瞭如指掌。

了解是其一,做事的態度是其二,兩者加起來才是事情是不是做得好的基礎;而工作態度就是來自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,他發現,台灣的大學畢業生成為社會新鮮人時,一進工廠就被當作全能的人才來操,結果是東了解一點,西了解一點,但沒有一樣是徹底了解的,不然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,否則就是因為老是在跟時間競爭,沒能給自己留一些思考的餘地。

但日本公司完全不一樣,日本企業著重team work,每個人有自己負責的領域,每個人必須對自己的領域精確掌握,這樣下來,若遇到問題,每個team member就有能力面對自己領域相關的問題進行解析。

那麼,台灣廠商遇到問題時怎麼面對呢?常常是「捕風捉影」,還沒有看到結果就去猜,沒有辦法把問題和解決方式釐清,沒有辦法讓真正與問題相關的人員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,其實相關人員也沒有這樣的能力。

結果一路下來,不是「猜」就是「大概」等一連串的判斷,判斷而不是解析,只看到表面而不深入,每個人都在不清不楚的打混仗。

據說,早期曾經有一陣子,日本的高速公路上常發生同一類型的車禍,就是小汽車從後面撞上大貨車,而且都發生在晚上。於是日本人開始研究為什麼會這樣,結果他們發現,原來是因為大貨車的尾燈裝得太高,使得後面的小車誤判距離,於是他們要求大貨車的尾燈要裝低一點,果然就減少了這種類型的車禍。

這就是面對問題、深入解析找到問題點,然後去解決。這種做事方式的不同,可以應證到產業發展的優勢;一般會認為日本或是德國都有很強的機械設計能力,他們組裝出來的精密機械或零組件製造,就是不會有太多問題,能夠行銷到全世界,而這樣的能力長久以來就是台灣產業發展的弱項。

剛進科技業時,Joseph要做審圖的工作,對圖面要求很細,除了正確性以外,整體的美觀也在講究之列,包括圖面擺放的位置、字體和箭頭的大小,甚至線條是否實在、註解是否說明夠清楚,有沒有可能造成誤會等,都是他所重視的。

這樣的要求讓許多設計圖被打回票的工程師認為他很龜毛,但在Joseph的認知中,這些要求都是很基本的,因為前端一點點的疏忽,很有可能就造成後面開發上時間的浪費,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,但明明都是可以避免的,所以,何不掌握住每個細節,讓整個開發流程力求順暢,同時避免每個可能的問題出現。

英文有一個詞〝half-assed〞,直譯就是「半個屁股」,通常指事情沒有好好做完,做一半就算了,更精確來說,就是沒有注意到細節。研發是產品製造流程的上游,如果有什麼小疏失,對後面就會造成巨大的影響。

因此,多要求自己一點,多龜毛一點吧,只做半個屁股是不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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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接著,村上龍提出解決方案,也是第二個重要主張,對象是十三歲以上的兒童與家長們,他說:「年輕人在出社會之前,就應該、也能夠找到自己真正想從事的工作。」而且,要從十三歲開始,就發掘自己的興趣。

為什麼是十三歲?在心理學理論上,十三歲,屬於兒童認知發展的第四個、也是最後一個階段:「形式運算階段」。在此階段前,兒童會大量接觸事物,對很多事情都有好奇,但進入這個階段後,孩子才能運用邏輯與抽象思維能力,判斷出自己的興趣何在。

全球性趨勢:英國鼓勵十四歲學技藝,德國近七成國中畢業生選技術教育

加拿大溫哥華,來自台灣、曾任軟體工程師的張孝誠,正到學校接四個孩子放學,他們從八歲到十四歲不等。

這個暑假,張孝誠帶著孩子們使用學校發給的各式票券,去游泳、溜冰、打保齡球,只為了探索自我。加拿大的教育理念是,發覺孩子的興趣,比學會算數、語文等謀生技能更為優先而重要。譬如,他就發現大女兒Becca雖然動作慢,卻對鋼琴、素描等藝術創造極有興趣;大兒子Allan,雖然十二個科目的學校成績都拿B,但他專注於下棋,數學總能得A,加上個性木訥,未來可能比較適合技術研發的工作。

不只加拿大,在德國,父母也協助孩子提早發現能力與興趣。因為他們在國中畢業後,也就是十五歲至十六歲期間,有近七成選擇技術教育,孩子只有一、兩天在學校,其他時間則進入公司或政府機構實習當學徒。

在英國,其教育主管機關不但更名為「教育與技術部」(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),該部更在二○○五年提出「十四十九:教育與技能」白皮書,倡導十四歲的孩子就可以開始學徒般的技藝訓練,為了協助孩子,政府提供校外的機構或技專校院等,讓孩子有機會確立自己?甄噸~性向,同時輔以高品質的指導和建言。

這種學校與就業結合的政策,類似台灣的「最後一哩」(last mile)的設計。不同的是,台灣畢業即就業的「最後一哩」政策的適用對象是大學生,但英國卻是十四歲的孩子,而且職業的種類相當多元,無論公司規模大小、產業類別、工作性質等五花八門。

金飯碗不再:醫師、律師收入下降,不如讓孩子跟著興趣走

在迅速變化的職場上,第一志願裡,除了電機系學生仍然搶手外,律師、醫師早已成為「艱困行業」。熱門、冷門,有誰算得準?十年、二十年後,熱門、冷門可能互易。與其跟著人潮走,不如隨著孩子的本心去探索。

為何隨心探索工作很重要?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門(Herbert A. Simon)曾提出「十年定律」:任何領域的專家,都需要經歷十年的淬煉。除非找到自己的興趣,否則,一個人要堅持十年,不被挫折打倒,是件苦差事。

職場版的龜兔賽跑,終點贏家,都是為興趣而工作的人。進入新時代,要找到好工作,梯子不假外求,就在自己的興趣上。所以傑出者,談的是:「Show me the work」,而不是「Show me the money」!

村上龍就是一例。五十四歲的他接受本刊專訪時,自述:「我是一個創造性強,卻協調性差的孩子,從小到大就一直被大人認為,不適合當上班族或從事規律工作。」

於是,村上龍開始與他人商量「想成為作家」這事,但得到的是,「作家是人類生活不得已才去從事的最後一項職業。」但是,村上龍說,在他的人生裡面,應該沒有能像寫小說一般,可以給他充實感的工作了。他一天即使花十二個小時寫稿,就算持續寫了幾個月或是幾年,都沒關係。順著中學時發現的興趣走,村上龍二十四歲時的處女作品,即獲得日本文學界最高榮譽「芥川獎」,並因此造成了日本文學史的新流派——透明族,文學地位與村上春樹齊名。

在台灣的不同角落,我們看到類似故事。

只要找到興趣,行行都能出狀元,思源焰花公司董事長吳思源也是一例。他從小就愛玩火,曾差點將鄰居的房子燒掉,對他來說,「火花劃破天際的剎那,所帶出的滿天煙花與迷霧,是相當迷人的。」

走進吳思源 五坪 不到的工作室裡,超過一百瓶的化學藥劑映入眼簾,這裡是吳思源的創意發想地,也是他生財的地方。這些藥劑有左右著煙火是否光彩奪目的顯色劑,也有影響煙火能否順利爆炸的氧化劑。要從百餘種藥劑中,挑出幾樣進行完美的組合已是難事;如何排列,更是個藝術。若再加上包裝材質、引信長度與點燃方式,數以百計的變因,一分鐘不到的煙火效果,恐怕要花上吳思源上百次的嘗試才能成功。

「只要讓我看過煙火留下的餘燼,我就有把握在一個星期內開發出一模一樣的煙火。」別人眼中的危險工作,卻是他生命中的成就感動力。他屢次扮演國慶煙火的幕後功臣,甚至連國際知名爆破藝術家蔡國強所使用的煙火,也出自他之手。

揮別迷思:追求主流價值卻不快樂

好奇心,往往是發掘自己興趣的起點。儘管如此,許多人在選擇職業時,卻常陷入四個迷思:

一、做自己喜歡的事,和賺足夠的錢,不能畫上等號。
二、人必須進入團體,才能獲得明確的利益。
三、工作必須真正投入後,才能知道是不是自己所愛。
四、每個人經過學習就能勝任每件事。

只是,村上龍提醒,光有興趣,是無法做為一份工作的。興趣與工作的最大差異,在於能否從中獲得報酬,而其中關鍵在於是否具備專業,否則,興趣充其量也只能稱得上是種嗜好罷了。

然而,就如日本文化廳首長河合隼雄所說:「越能掌握這社會的分工,對自己未來的想像就會越具體;而越早一頭栽進自己感興趣的世界,有朝一日,所謂奇蹟就會不可思議的展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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